从夜空中俯瞰印度，几个重要城市灯火通明——从北部的首都新德里，到位于西海岸的第一大城市孟买，再到中部的历史名城海得拉巴，向南到“亚洲的硅谷”班加罗尔，再到东海岸恒河三角洲上以麻纺织业闻名的加尔各答。以它们为中心的城市灯光网络，勾勒出印度次大陆的大致轮廓。而它们所属的德里、马哈拉施特拉邦、安得拉邦、卡纳塔克邦、西孟加拉邦，以及北方邦和南部的喀拉拉邦，也是印度第二波新冠疫情中新增病例人数最多的几个邦。
截至目前，印度累计确诊新冠病例2496万例，平均每100个人中就有1人被感染，成为继美国之后，全球第二个确诊病例超2000万例的国家。鉴于当前疫情形势，政府决定将新德里现行的封锁期再延长一周，持续至5月24日凌晨5时。
“城市只是晚上封锁，白天正常运转，实际上就算晚上出门，也没有人管。印度绝不会再牺牲经济来进行全国彻底封锁的。”严潇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在德里的卫星城诺伊达经营一家工程公司，为在印中国手机企业做装修等配套服务，他是2016年最早一批跟着中国手机企业去印度闯荡的华人。
在白天，只要你敢出门，将看到一个热闹鲜活的印度。孟买市区街边的商贩们赤脚席地而坐，人行道上随处可见卧在草席上的流浪者。尽管现在诺伊达街面上戴口罩的人比几个月前明显增多，但很多人依旧只是把口罩戴在下巴上，或用传统围巾捂住口鼻。
一面是印度底层民众在疫情之下的平静泰然，一面是该国的中产者们在医院哭求床位与氧气的画面。“刚才警察说制氧设备要4~5小时后才能重新工作，人们尖叫、诅咒，最后默默回到自己的氧气罐旁。为了拯救家人，我们除了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在这静静等待，还能做什么？家人还能等到我领取氧气吗。还是说那时已经变成了新冠死亡中的一个新增数字？”来自德里的拉姆·格罗弗在推特上写道。尽管最终他领到了氧气，却仍感绝望，这样的情况每天都在重演。
早在4月24日凌晨3点15分，一架载着印度超级富豪的私人飞机降落在伦敦北部的卢顿机场，此时距离英国对印度正式实施旅行禁令仅剩44分钟。在禁令生效前，至少有8架私人飞机从印度飞抵它过去的宗主国。
仿佛生活在不同世界里的人们就这样矛盾又和谐地共存于这片土地上，印度的阶层差异在疫情下被再次放大。如印度裔英国作家奈保尔所说：“印度是不能被评判的，印度只能以印度的方式被体验。”
（5月4日，人们在印度新德里等待接种新冠疫苗。图/人民视觉）
哭声最大的中产
经过14天的在线求助，来自北方邦诺伊达市的玛莎拉（音译）终于为母亲找到了一家愿意接受她的医院。今年4月20日，玛莎拉全家被确诊为新冠，开始了居家隔离。玛莎拉父母年纪大，感染后身体状况不佳，却找不到一张能接受他们的床位。从20日起，玛莎拉在推特上连发27条信息寻求帮助，为父母寻找能接收他们的医院、床位、氧气瓶、药物瑞德西韦。玛莎拉是幸运的，5月4日终于帮母亲找到医院后，她在推特上写道“五天以来我终于可以睡觉了”。
事实上，在印度第二波疫情暴发前夕，医疗资源短缺的问题就已经有所暴露。在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普纳市一家手机销售公司做高管的文俊峰，有个朋友在3月底确诊，症状严重，当时医院床位已经比较紧张，他们托公司同事的朋友找关系才把人送进医院。文俊峰的朋友在ICU住了14天，花费人民币5万元，折合56万印度卢比，相当于印度中上层中产阶级一个家庭一年的收入。
在此之前，文俊峰自己也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他说不上来自己是怎么被感染的，但在他确诊前，公司已经陆续有员工确诊。3月20日，文俊峰感觉发烧不舒服，去当地一家私人医院做核酸检测，结果阳性。医生看他肺部扫描片子没有问题，开了退烧药、一种感冒药和维生素C给文俊峰，让他自己回家吃药。“印度没人管你是不是阳性，不隔离，出门玩也没人管。我是轻症，自己回家隔离吃药，到第二周基本就痊愈了。”文俊峰说。
（4月9日，印度海得拉巴的一处卫生中心，医务人员正进行新冠病毒检测采样。图/人民视觉）
根据印度联邦政府数据显示，全印度的病床总数约为71.4万张，看上去数量庞大，但平均到印度13亿人口上，每千人只有0.5个床位，且印度平均每千人只拥有8.6名医生，这两项指标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另据华金证券统计，印度国内仅有5万部呼吸机，医疗挤兑几乎是疫情持续暴发的必然结果。
“印度已经有860多名医生因新冠疫情去世。”印度医学会（IMA）主席贾亚拉5月上旬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布了一组数据，在第二波疫情之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有116名医生去世。
“我们医院还有氧气，但我一些医生朋友所在的医院因为没有氧气已经关门23天了。印度的人口太多了，相对应的医生数量少，医疗条件差、设施都不够，没有充足的空间、氧气和药物，我们医生能做的就是判断优先救谁，让谁等待，患者在医院自己康复或死亡。”印度北部哈里亚纳邦巴哈杜尔加尔县城一家公立医院医生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4月起，“缺氧”与“夺氧”的现象已经在印度多个地方邦蔓延。为保证本地“供氧”，多个邦的政府禁止氧气及氧气运输车辆离开本邦。另据印度媒体报道，哈里亚纳邦卫生部长维杰表示，该邦一辆运送氧气的卡车在路过德里时被德里政府劫走，他已经要求警察为所有运送氧气的卡车提供护卫。印度政府宣布，从4月22日起，暂时禁止工业用途的氧气供应，全力保障医用氧气。
印度南部喀拉拉邦科钦市一所医院ICU医生内拉吉，在救治病人之外还有另一项工作，就是将死亡病人的讯息告知他们的家人。每次听到电话那头家属崩溃的哭声，内拉吉也非常难过，他知道每个不幸去世的患者背后都有一个无助的家庭，但他也无能为力。
“下层民众的苦难是我们观察不到的，上层人群早就包机逃到英国、美国、加拿大去了。新闻视频中那些在医院苦等床位的患者大多衣着体面，他们是印度的中产阶级，有钱撑到去医院，但又没有足够资源逃出国，就成了看上去受打击最大的一批人。”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副教授杨怡爽指出。
按印度“政策研究中心”的说法，印度的中产阶级约有3亿人。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陈金英副教授陈金英曾撰文《经济改革以来印度中产阶级的现状》，根据收入，印度中产阶级又可进一步细分为中上阶层和中下阶层。中上层的家庭年收入在50万卢比以上，约合4.3万人民币，主要由政府高级官员、大型企业的管理者、高级专业人士、跨国公司高级职员和富裕地区的地主等构成。他们大多有自己的房产，拥有私人汽车、私人医疗服务以及日新月异的电子产品的消费能力，能到国外旅游度假。其子女一般都上当地昂贵的私立学校，家庭能雇用专门的佣人。他们是社会的成功人士，是时尚的引领者，也是印度社会的中坚力量。
（4月29日，在印度金奈，警察装扮成冠状病毒形象上街宣传防疫知识。图/人民视觉）
但实际上，印度中上阶层中产人数不多，广大中下阶层才是印度中产的主体人群。
陈金英表示，印度中产阶级是由不同种姓、宗教、语言和种族构成的收入和社会地位相对中等的特殊群体，因而很难对其规模给出明确的界定。此外，由于印度房价高，大多家庭几代同堂，年轻夫妻常常带着子女与父母同住，这样的家庭模式在印度约占42％。去年7月，美国《华盛顿邮报》曾报道了一个住在新德里的大家庭，从3个月到90岁，四代共17人同在一个屋檐下，其中11人被检测出新冠阳性。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系“RUC新闻坊”的师生曾对推特平台上的英文求助信息进行随机打捞、分析后发现，氧气、血浆、药品、各类床位等是推特上大部分求助者最需要的资源。发布者大多为自己的朋友、父母求助，求助患者年龄集中在31~70岁，五六十岁的人数最多，也有一些人是为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老人、孕妇或儿童发声。
印度中产阶级作为整体的明显标志就是讲英语。有文章分析，印度会说英语、能够使用互联网的人口可能不足10％，也就是说，在英文社交媒体上看到的印度疫情可能只是这场灾难的冰山一角。实际上，很多印度媒体也已经指出，在城市周边农村、城市内贫民窟生存的底层人所遭受的疫情可能比现实报道出来的更为严峻。
底层民众：病死，还是饿死？
与几乎生活在西式文明中的印度中产相比，底层民众的生存条件有着天壤之别。在奈保尔根据自己三次访问印度的经历写就的“印度三部曲”中，无一不谈到他对印度从城市到乡村遍地大便的发现。
2014年，印度总理莫迪还在发起“清洁印度”运动。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数据显示，当时印度仍有6.2亿人露天排便，是世界上露天如厕人数最多的国家。
美国非营利机构慈悲经济研究所（RICE）研究员纳扎尔·哈立德表示，印度政府过于关注修建厕所，而没有关注使用情况。该机构2018年到印度北方四个州的家庭进行调研发现，44％的农村受访者仍在户外排便。纳扎尔·哈立德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说，主要的原因是政府没有考虑设施维护和污水管理问题。此外，种姓仍然是改变露天如厕态度的重大障碍。在传统观念中，打扫厕所和下水道的工作只属于最低等种姓成员，即“贱民”，其他种姓的人们不愿意处理粪便。
这只是印度公共卫生落后局面的冰山一角。这个国家在医疗卫生保健方面的公共支出常年徘徊在国民生产总值的1％左右。印度发布的2019年国家健康档案显示，这一比例提高到了GDP的1.28％，但依旧是全球公卫支出比例最低的国家之一。
有印度科学家表示，卫生条件差、缺乏清洁饮用水和不卫生环境条件实际上可能拯救了许多印度人的命，因为他们从小就接触各种病原体，所以对新冠病毒有更强的免疫力。
但美国南卡罗莱纳医科大学病学助理教授库帕里指出：“这些更多是假设，而不是科学事实。”世卫组织曾明确表示，干净的水源、安全的卫生设施和良好的卫生条件对于保护健康、抵御新冠病毒至关重要。
“公共卫生从来都不是政治优先事项和选举议程。”印度医疗公共政策和卫生系统专家钱德拉坎特·拉哈里亚分析说，政府通过放任自由的方式发出一种信号：即健康是个人的责任。而人们也没有意识到政府应该确保并承担医疗服务的责任。
在印度旅居4年的中国人韩娜与丈夫租住在新德里国际机场附近的一处别墅区，距离她家不到两公里、仅隔一个城市公园，就有一处贫民窟，当地流行一种夸张的说法：富人站在自家阳台就能看到贫民窟里穷人的生活。
对绝大多底层民众来说，不出门工作就没饭吃，他们在新冠疫情下所能做的选择不多：要么病死，要么饿死，要么离城返乡。
（5月12日，印度塞康德拉巴德，民众在车站外排队等待返乡。图/人民视觉）
去年印度为控制疫情进行封锁后，商业活动停止，从事日薪工作的农民工失去收入，只能选择回乡。据英国路透社报道，严格封锁使印度1亿多农民工的生活受到重创，数百万失业工人搭乘火车、骑车、甚至步行返乡，有的人返乡里程甚至超过1500公里。而留在城市的底层民众，尤其是难以找到工作的“不可接触者”，只能依靠政府和一些非政府组织的接济度日。
所谓“不可接触者”，是相对于印度教社会独有的等级制度“种姓”而言的。种姓制度在理论上把人从上至下划分为四个等级：“婆罗门”为神职人员和知识分子，“刹帝利”是武士和国王，“吠舍”是工商业者，“首陀罗”是工匠和奴隶，在这四个等级外是“不可接触者”阶层，从事最底层的如打扫厕所等工作。
印度独立后，通过宪法废除了种姓和“不可接触制”。随后，印度法律将从前被列为“不可接触者”的、生活水平低、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划分为“表列种姓”或“表列部落”，将其称为“落后阶层”，并在教育、工作等各方面予以落后阶层“保留制度”，以缓和社会矛盾，例如在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中为其保留27％的工作名额。
“种姓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会发生变化，但作为印度教徒的一种思考方式和行为原理，根植于印度教徒心中，构成印度教徒民性的一部分。只要印度教在，种姓制度就不会亡，它对今日乃至可预见的将来的印度教社会仍会有影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尚会鹏在《种姓与印度教社会》中写道。
印度第二波疫情开始后，韩娜几乎足不出户，但依旧能收到当地华人互相转发的“恒河浮尸”的视频。
据路透社5月16日报道，印度北方邦政府高级官员的一封信函显示，在恒河沿岸发现的浮尸中确实存在一些新冠死者的遗体。这是印官方首次承认恒河浮尸有新冠死者。
但对于印度人来说，死后与恒河融为一体是最理想的死法。在印度教人心中，恒河是从天上流下来的圣河，能洗涤灵魂，人到恒河里就得到了解脱，甚至实现“梵我合一”的境界。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姜景奎解释说，印度人相信轮回，认为现世生死是轮回的一遭，人死只是躯壳的腐败，而灵魂是不死的。印度教中的死神阎摩是长相帅气的天神，宗教信徒往往把自己比作阴性，把神比作阳性，等待死亡的降临。
印度教告诉人们 “有为”都是虚妄的，一切自有“神来安排”，只要相信“业”，印度社会的这种“平衡”就还在，所有事物都被固定化、被神化，所有人都安之若素。
严潇潇感觉，现在诺伊达的生活与以往相比没有太大改变，白天依然有小商贩在街头做买卖，“宵禁”从晚上8点开始到第二天早上5点，但偶尔有人出门买菜也没人管。现实生活中的印度与媒体上的印度仿佛不在一个时空。
如果说有改变，严潇潇觉得现在路上戴口罩的当地人比之前多了，但当地人还是习惯把口罩戴在下巴上，或是戴那种可以反复清洗的布口罩。“他们不习惯戴口罩，更重要的是买不起，一个质量比较好的一次性口罩大概3卢比。”严潇潇说。
印度现阶段防疫的重点落在了疫苗接种上，但该国的疫苗短缺将持续到7月。严潇潇就吐槽说，现在的问题是在网上根本申请不到疫苗，更准确地说就是“没有疫苗”。而在疫情暴发前，印度的疫苗接种率低还有技术原因，杨怡爽解释说，印度政府强调电子化办公，疫苗接种需要先在手机App注册，而很多底层民众因为没有手机、或因买不起流量、不懂英语等原因，而无法注册、申请接种疫苗。
现在，在印中国企业开工前几乎都会要求合作工程方提供工人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严潇潇发现，那些因检测阳性而被劝退的印度员工并没有去治疗，而是换其他家公司继续找工作。“他们大多是轻症或无症状，不影响工作，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一没有钱，二没有时间。”严潇潇说。
规模庞大的政治集会
“印度正在经历第二波疫情，因为不受控制的聚集，病例增长非常快，现在每天新增病例超过30多万。”5月2日，内拉吉在视频中自述。他所在的喀拉拉邦从今年4月6日开始地方议会选举，而内拉吉的医院从10日起陆续接到有咳嗽、发烧症状的患者。“不应该让这么多人都出门聚集在一起的。”内拉吉说。
喀拉拉邦只是印度地方选举的其中一站。从3月27日开始，印度举行了共1.7亿多人参与的“四邦一市”地方选举。印度总理莫迪和他领导的印度人民党竞选团队多次到西孟加拉邦进行拉票活动，莫迪亲临现场发表了数十次演讲。西孟邦是对印度GDP贡献第六大的邦。
“我看到了人山人海，我从未见过如此大规模的集会。”4月16日，未戴口罩的莫迪在西孟加拉邦的选举造势活动上说。在奉行神灵崇拜、偶像崇拜的印度，政党领袖在选举时被选民奉为“神”一样的存在。在另一场演讲集会上，人群中一名因相信“新冠会在阳光下消失”而不戴口罩的男子走红网络。
在政治集会的发酵下，印度的每日新增病例迅速飙升。4月15日，单日新增破20万，7天后，突破30万，到5月1日，单日新增病例破40万。世卫组织首席科学家斯瓦米纳坦指出，由于印度国内的新冠病毒检测能力有限，疫情形势仍然被“严重低估”，实际感染人数比官方报告的数字至少高出20至30倍。
（4月3日，印度人民党的支持者戴着总理莫迪的面具参加一场公众集会。图/人民视觉）
“印度是高度政治化的国家，特别是有一些政党的宣传、鼓动之下，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特别高，这样大规模集会免不了相互传染。”四川大学中国南亚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前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副所长孙士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作为联邦制国家，印度中央和地方立法分权，中央执政党与地方邦的执政党并不完全一致。各邦政府由地方选举产生，且选举时间不同，各邦各自为政，有的地方邦势力强大，形同“独立王国”。
一位印度公立医院的医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印度医生群体中，大家早就对第二波甚至第三波疫情会再次出现有共识，但他们的声音没有被听到。“印度的政治体系复杂，从上至下有很多的中间环节，每个人都在搞政治，而不是关心人命。”
为何地方选举在印度也这么重要？因为地方政党代表特定地区或人群的利益，解决本种族、本宗教或本部落的实际问题，如修路、改善教育条件等，而这恰恰与当地民众的福祉相关。因此，即便受教育水平不高的底层民众也很关心选举，要把自己的一票投给他们认可的候选人。
“印度人不像国人对工作和金钱看得那样重，只要有宗教、选举活动，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参加，如果不准假，他们直接翘班。”严潇潇说，他在印度首都德里的卫星城诺伊达经营一家工程公司，专门为在诺伊达的中国公司做装修，尽管他本人并不参与投票，但应当地政府要求，会给公司的印度员工放假去参与选举。
2020年，印度采取了严格的封锁措施，成功地控制住了第一波新冠疫情。但需要指出的是，印度下半年的竞选活动和宗教集会本来就少，某种程度上帮助了全国一致防疫政策的施行。
“这种看上去防控成功的最大坏处是，莫迪政府把这项没有变得人们预想那么糟的防控结果当作自己的政绩来宣传，主观忽视了病毒变异的可能，只想毕其功于一役，而没有认识到防疫是长期的、系统性的工作。”杨怡爽分析说，从结果来看，莫迪政府显然没有采纳公卫专家对印度可能出现第二波疫情的预警，执意举行地方竞选，因为承认新冠病毒卷土重来，等于否认了之前的防疫成就。
早在去年9月，印人党就已经开始在西孟加拉邦组织集会活动，党内高层直呼“新冠疫情结束了”，宣传“印度死亡人数少、感染率低”。“一直有专家反对印人党这种叙事方式，限制了人们对疫情的认知，会造成严重后果。”杨怡爽介绍说，印人党在行动上也保持一致，在今年1~3月出口疫苗6400万剂，但其本土疫苗接种率却很低，这些都为第二波疫情的暴发埋下伏笔。
主张民族主义、印度教至上主义的印度人民党，原本就不以“科学”为唯一行动准则，宗教对印人党的影响远高于科学。北方邦的印度人民党议员苏伦德拉·辛格呼吁民众喝牛尿以“战胜新冠”，他还上传了一段自己喝牛尿的视频；北方邦首席部长、印度教高僧约吉·阿迪亚纳斯则主张，瑜伽可以预防新冠病毒。
此外，孙士海表示，印度解除严苛封锁措施的最主要原因是经济原因。全国封锁抑制了印度国内的消费和外部投资，2020~2021财年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7.5％，这是印度经济连续第二个季度负增长。
以印度人民党为主导的“全国民主联盟”（简称NDA政府）之所以能在2014年打败国大党及其领导的“联合进步联盟”（简称UPA政府），就是因为莫迪“搞经济、搞建设”的主张迎合了当时印度社会谋发展需求，从而赢得了印度精英和中产的青睐。尽管现在NDA政府还是以联盟形式执政，但印人党作为单一大党在印度中央的影响力已无出其右。
不过，印度的民主也被评价为“未经教育的民主”。杨怡爽解释说，印度民众参政热情高，但公民素养有待提升。对印度数量众多的底层民众来说，调研、追踪、研判一项政策的执行结果，需要很多知识和精力，成本太高，更为简单的方法是，看宣传是否振奋人心来决定投票与否。
“在一个经济相对落后、文盲率较高的发展中国家搞民主，有时要付出惨痛代价。”孙士海举例说，印度的各利益集团为达到自己目的而鼓动民众进行抗议、罢工的情况，在印度社会长期存在。自去年11月26日起，印度农民群体为反对政府出台的三个有关农业改革的法案，在多地举行了多次罢工示威活动，据全印中央工会统计，最多时有约2.5亿人参与。“这些大规模人群聚集的活动在疫情期间出现，都是不利于防疫的。”孙士海说。
宗教活动：神圣不可侵犯的雷区
“大壶节庆典在恒河边进行，恒河女神将保佑我们，那里不会有新冠病毒。”印度北阿坎德邦首席部长蒂拉特·辛格·拉瓦特宣称，他在大壶节举办前几天才刚上任，取代了主张“有限度、象征性举办大壶节”的前任北阿坎德邦首席部长。
今年4月的大壶节祭祀在北阿坎德邦的朝圣城市赫尔德瓦尔举行。赫尔德瓦尔也被成为众神居所，这里北邻喜马拉雅山，恒河从城市中穿过，12日当天，300多万信众身披彩衣、花环，或全身赤裸地走进恒河沐浴。
（4月12日，印度哈里德瓦，印度教徒在大壶节（又称为圣水沐浴节）期间来到恒河边沐浴。图/IC）
“很多人相信，在大壶节期间做祭祀活动、敬神、到恒河沐浴，所得到的功德是平时的千倍万倍，不仅能为自己祈祷，还能帮助祖先获得功德，这是宗教经典规定的。”姜景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从科学角度看，恒河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河流之一，这是由被扔进恒河的垃圾、未充分火化的尸体所致。印裔美籍外科医生阿图·葛文德以他父亲去世为缘起创作了一本关于“死亡教育”的书《最好的告别》，他在书中回忆，将父亲的骨灰带到恒河后，当地的梵学家要求他喝三小勺恒河水，葛文德预先在网上查了恒河的细菌计数，并提前服用了抗生素，但由于没有考虑到寄生虫问题，还是感染了贾第虫。
印度官方预计，今年的大壶节有700万人参加。活动期间，医护人员共进行了190083次检测，发现2642个新冠病毒阳性案例，其中包括北方邦前首席部长阿克列施·亚达夫等几十名宗教领袖，66岁的宝莱坞作曲家舒拉万·拉托德从大壶节回来后在孟买一家医院病逝。
“恒河的圣洁是一种精神上的概念。”姜景奎解释说，印度精英阶层同样受过高等教育，也尊重科学，印度科学家在诸多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但宗教仍然是他们精神上的归属。比如，印度在发射导弹前会由首席科学家带队到神庙祈祷，如果成功了，他们会感谢神的帮助，如果失败了，也会向神反思自己错在了哪里。
印度人喝牛尿、涂牛粪，有的地方甚至吃牛粪，而这些都是印度教古老经典中记载的防百病、杀毒的方法。“在有神论者观念中，这些行为不是愚昧、落后的代名词。”姜景奎表示，在世界范围内，无神论者、无宗教信仰的人是少数，更应该抱以相对开放的心态看待有神论者、有宗教信仰的人的行为。
在印度法律中，“宗教”是公民身份的一项标准。2019年，印度议会公布了《公民身份法（修正案）》，旨在为来自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阿富汗的“宗教少数群体”提供印度公民权，这些“宗教少数群体”包括印度教徒、锡克教徒、佛教徒、耆那教徒等。
考虑到新冠疫情，2021年大壶节持续一周后，主办当局缩减了活动规模，将大壶节从3个月压缩到1个月，并象征性地进行余下的大壶节祭祀。但对防疫来说，为时已晚。印度公共卫生专家、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流行病学和传染病前负责人拉利特·坎特在媒体上表示，“一大群没戴口罩的朝圣者坐在河岸唱诵恒河的荣耀”为病毒迅速传播创造了理想的环境，并直言“大壶节是导致印度病例飙升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印度单日新增病例数不算刷新世界纪录，而医疗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能否取消大壶节？“这是不可能的。”杨怡爽说，如果一定要具象化大壶节对印度教徒的意义，对照电影《冈仁波齐》，信众哪怕在参加祭祀途中不幸死掉，也是一种能直接上天堂的荣耀。
另一方面，80％的印度民众信仰印度教，像大壶节这种传统、神圣、有很高宗教意义的事务，如果被执政者强行取消，将不是停办一项平常的宗教活动这么简单，更难被信众所接受的是自己作为印度教徒的身份被触犯了。“这是任何执政党都不敢触碰的雷区。”杨怡爽分析说。教徒本能的反应会是，既然政治选举都能正常举行，为什么大壶节不能办？更何况印人党本身就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政党，为凸显其合法性和对印度教的虔诚，自然要表现出对印度教事务的高度支持。
“印度精英阶层的政治需求和大众阶层的宗教需求虽然不同，但是在这一时期重合了，导致了印度上下一体对疫情的不重视，甚至是对疫情的漠视，集会等活动违反了防疫的基本原则和要求，从而导致了这波疫情的暴发。”姜景奎分析说。
然而，他又同时指出，印度现在的状况放在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出现动荡，但在印度恰恰不会出问题，这就是受宗教影响，民众看待生死的观念所致。
